如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变化得如此剧烈。高度现代的大城市正被一种独一无二的效率和竞争压力所统治，与此同时，许多人口稀少的村庄的时间却好像停止了一样。加速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Rosa）在中国旅行了两周，描绘出这样一副社会图景。哈特穆特·罗萨是耶拿大学的一般社会学和理论社会学教授，也是埃尔福特大学的马克斯·韦伯高研院的院长。他在作品中分析了晚期现代性的加速和异化作用，而在他年出版的作品《共鸣——一种世界关系的社会学》中，他探讨了现代主体能够如何与世界搭建充实的关系。

《哲学杂志》年第2期刊登的哈特穆特·罗萨《在速度帝国》原文。暴雨如注。就像欧洲一样，雷雨倾泻而下。不过这场暴雨持续数日。这在上海并不常见，但确实发生了。中国人不喜欢被淋得全身湿答答的。无论是飞散的水流过面颊，还是摩托车架上的储物箱太湿以至于不再能放置物件时。司机们会试着披上塑料薄膜雨衣。他们的行为中没有表现出任何烦躁的，只有斯多葛式的平静：这话好像有点老套，但也确实很贴切。安装在摩托车上的雨棚在中国其他各地随处可见，在这却好像被禁绝了。因为过于危险。上海的一切都很快：交通、施工器械、整个城市区域的急速变化。可人们似乎仍然很慢。这不是纽约，那里侵略性的交通行为甚至决定了行人的习惯。这里还有轻柔的动作和和煦的笑容。很多东西都还能照样维持下来。人们听不到警笛、救护车、汽车喇叭或尖叫与咒骂。整个国家特别是这一地区正处于破纪录的现代化进程中，并推动着迫使后进者也能急速超车的激进竞争战略，可难道这里的人还有时间，能够把控时间吗？眼前看到的一切是否有欺骗性？当上海人谈论“老上海”时，他们指的是建于年左右的房屋。这些建筑中大多数已经消失了。那些仍然看起来很老的建筑物，确实也有年头了。乍一看，人们可能会认为它们已经伫立了几个世纪。这几个世纪其实也只有二十五年，却感觉好像描绘了上海的一辈子。所有有轨电车都消失了，不少街道也消失了。街道楼面的平均寿命只有几年，而店铺或餐厅经常只有几个月，如果不是几周的话。这是我用年所写的《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一书所定义的社会变革中加速的绝佳例证：世界正在以更短的间隔改变其面貌。因此，古典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就是每一代人都诞生于一个新的世界，因为前人创造了全新的世界。每一代人都有创新的使命，为你创造一个新的家乡，而不仅仅是接管父母所告知您的事情。找到自己的职业，开始自己的家庭，建起自己的房子。然而，几乎在所有方面，上海的变化速度都不再对应这一代际模式，而已经实现了代际内的速度：没有工作职位、房屋、甚至家庭的安排能持续一生。期待明天一切都将崭新而不同：这是晚期现代性的特征。对于上海来说，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生活现实。

人们无法在一张照片中记录上海，因为上海永远不会冻结并停滞不前。生活如闪烁的屏幕一样举目所见，四处都是五颜六色、灯火通明的摩天大楼与高楼大厦。优雅弯曲的高速公路彼此跨越并交叉，其建筑美学以一种惊人的方式类似于购物中心玻璃宫殿中的弧形自动扶梯结构，并非常有效地处理了无处不在的交通拥堵——除此之外，解决交通拥堵的还有快速发展的地铁系统。上海的交通路线现代化的速度非常快，在年的旅游指南中，已经有两条功能强大的地铁线路。十年之后，它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最先进的系统，有十四条地铁线路，而15号和16号线也正在建设中。在入口处有机场一样的安检系统和行李扫描仪，让人想起诸如斯图加特21火车站或尚未完工的柏林勃兰登堡机场这样的在建的德国项目，两者几乎没有差别。人们无法在一张照片中记录上海，因为上海永远不会冻结并停滞不前，只能用闪烁的屏幕来表现。就连在晚上，景色也不时在变换。到了晚上，会有床垫突然出现在桥上和暗巷，农民工们就在床垫上席地过夜。通常是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并不总是遭到驱赶，许多人配备了智能手机。他们似乎没有并不沮丧，而是满怀希望，但外表可能让人迷惑。电动车无声地穿梭，颇有些毛骨悚然，每个区域都有不少电动车，因为最近禁止了使用内燃机的摩托车。他们晚上开车时为了省电而没有打开灯光，被人戏称为“沉默的死亡”。急速的日间生活也有另一面。这里的城市和乡村一次又一次地震惊了欧洲的观察者：在时间与空间之海中，很多工作的中国人与世隔绝。他们单独并固定地看守着公园、街道、商铺或房屋，即使在暴雨和午夜都保有斯多葛式的平静，他们独自用小扫帚清扫着宽阔停车场，或在无尽的围栏前除杂草。这种存在的暴露同时也是嵌入，似乎在缓慢的乡村生活与快速的城市之间创造了一种连续性。就像大陆其他大城市、甚至小城市与内地最深的省份一样，上海展示了这个国家在各个层面上促进现代化的努力，即使在时间停滞一会的情况下，也经常会直接出现最现代化的东西，比如在坍塌的猪圈和瓦解的户外厕所之间荒废的住宅中，突然装上最先进的路灯或太阳能电池板。去同步化（Desychnronisation），即同时的非同时性，在这里变得切实可见。当在狭窄的村庄街道上，手推车和三轮摩托车，摇摇晃晃的电动车（通常载着一家人）相遇，或驴车与最先进的奥迪、宝马或奔驰相遇时，这也变得触手可及。在这种情况下，原则上适用的是强者的规则——而在这里强者并非久经考验的那一方。房屋中也是如此：虽然乡村房舍一方面既古老又朴素——一个小壁炉、户外一口井、裸露的水泥地板、一张硬木床——，但另一方面，最新的家具、大冰柜和一面巨大的液晶电视也是来自上海的最新呐喊。在他乡工作的儿子们都移居到大城市并往家里寄钱。离开上海，高速列车一路向西，来到内陆的武汉。这是一个工业大都市，由三座独立城市组成，拥有上千万居民，往上海以西搭乘高铁只要五个半小时。这趟车从机场旁巨大的虹桥火车站出发，而这只是向北京发车的四座巨型火车站之一。高铁像德国城际快车（ICE）一样迅速，像法国高速列车一样优雅，像瑞士铁路一样准时：在每个车站，高铁的到达和发车时间都分秒不差。矛盾的与世隔绝这段旅程经历了看似无穷无尽的住宅和崭新的摩天大楼。一列列刷着同样颜色油漆、形制相同的房屋，其间伴有停着挖掘机和起重机的巨大建筑工地，以及一些蓝色屋顶的民工棚，周边是浑浊的池塘和水沟，和一些奇怪的、没有任何绿色的宽阔休耕地；几乎难以见到老房子或建筑物。就在到武汉之前不久，窗外的风景冒出更多丘陵，也变得更多田园诗一般，仿佛是从古老的中国书籍中浮现的画面，诸如偏僻的田间小路或肩挑着扁担的农民。突然之间，到处都形成了新旧中国之间鲜明的对比：在平缓起伏、连绵不绝的山地景观中，巨大的太阳能装置突然出现：能够很直接从风景中注意到蓄电池连绵不绝。非同时的同时性似乎是中国的一个基本结构性原则，无论在哪个省。在各种情况下，新的事物通常表现为上级的要求。因此，在这个拥有儒家传统的国家里，在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在巨大毛主席胸像下教授最新的西方工商管理知识，似乎毫无问题。列车经过五个半小时后到达武汉：另一座巨型车站。在这几乎没有看到任何欧美人。一位司机将我们带到华中科技大学的大校园：这所大学拥有六万名学生。他们在巨大的校园内匆忙而辛勤地骑着共享单车，构成了一幅非常平和的画面：绿草如茵，河水流淌，广阔的校园因汽车的缺席而变得平和。这给人一种隐居在乐土的感觉，就像美国的校园城市一样。可以用APP解锁的黄色自行车系统似乎在整个中国成功流行开来，特别受学生欢迎。自行车也成为加速现代性的发明。当晚，我在这所大学的社会学院进行了一次讲座，题目是“动态稳定，社会加速和渴望共鸣”。有两百名名学生自愿前来，因为很少有欧洲或美国的讲师造访。我为他们推演了我的现代性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只能动态稳定。这意味着如果要保持其体制结构和社会现状，就必须不断发展、加速和创新。没有增长和不断创新，就会失业，倒闭，削减政府收入，结果导致福利国家、健康和教育再也无法获得资金，最终政治系统会失去合法性——欧洲和中国都是如此。无论我们住在欧洲、中国或美国，我们每年都跑得更快、必须更努力地工作，这仅仅是为了保住我们的职位，让一切保留现状。晚期现代性导致了一种急速的静止，这种疾速的静止让我们系统性地与世界异化开来，并越来越渴望另一种生活形式，一种产生在世之在（In-der-Welt-Sein）的共鸣方式。

年轻的中国人选择的不是专业，他们梦想的不是学科、职业、工作，而是梦想进入一所大学。减速也许是个欧洲的观念？“这适用于欧洲，但中国需要增长和发展”，一位年高德劭、白发苍苍的教授如是说，他专程从北京赶来，应主办方要求担任共同演讲人。加速是必要的、是好的，减速是一个欧洲的观念。相应地，在讨论到持续的时间和变化的压力时，学生也点头表示理解。每天的待办事项清单在爆炸，年轻人和老人都深知这一点。他们都知道高考的重要性，这场所有中国适龄青年都必须参加的为期两天的考试决定了它们未来的生活；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的毕业考试。所有学生都亲身经历过。有时甚至有很多人在这几周内倦怠或神经衰弱。母亲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只为了在她们孩子高考前几年的学习效果，因为结果决定了之后的成长中能前往的大学或教育机构，以及未来整个家族的财富情况。也有家长不顾一切为了获得一个户口，即得到中国对大城市户口管理下的居住许可，因为这是除了高考成绩之外唯一能够提高进入高排名大学机会的方式。年轻的中国人选择的不是专业，他们梦想的不是学科、职业、工作，而是梦想进入一所大学。他们试图考进一所在大学排名系统当中名列前茅的大学。然后，这所大学告诉他们应该或必须学习哪些科目。这是一个彻底的敌视共鸣的过程，它与教育和职业培养的理念背道而驰：在这儿年轻人不是在追寻真正适合他们的专业，而是根据抽象的成绩参数进行分配——这一参数是一个模型，也是目前欧洲教育规划者追求卓越幻想的灵感来源。难怪学生们总是会问，他们毕业以后到底能做什么。人们究竟能做些什么，才能慢下生活呢？当我说，我发现在中国，大家为了迎接两天后的“十一黄金周”，都在赶着办完待办事项清单上的事务时，演讲厅哄堂大笑。世界的沉默当然，大多数问题都与共鸣的概念有关，我面对学生的这场演讲最后谈到这个概念，这也显然让他们感到兴致盎然。他们想要确切地知道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加速带来的麻烦我都已经在年面世的作品《共鸣——一种世界关系的社会学》中做出了说明，所以我告诉武汉的年轻人们，加速引导我们驾驭世界，却不能与世界融为一体。我们不停尝试扩展我们的世界范围：通过获得更多金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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